​解放上海——军事与政治双赢的一战（上）

解放上海——军事与政治双赢的一战（上）

前言：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一举突破千里江防；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至4月29日，三野部队快速穿插，在郎广战役、长江岸边及追击途中共歼敌十三万九千余人，上海解放指日可待。

上海当时是远东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有六百万人口，是我国的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军事上解放上海已不是问题，但如何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共产党能否管理好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而言，这是一场关乎共产党执政能力和国际形象的大考。因此，解放上海绝非像之前解放其它大城市那样，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我军不但要在军事上取胜，更要在政治上取胜，这是中共中央交给第三野战军的光荣使命。

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

中央军委对解放上海非常重视和谨慎，早在4月27日郎广战役尚未结束时，军委就连续电示粟裕并告渡江战役总前委（以下简称总前委）：“你们不要过于逼近上海”，“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一历史背景，是难以准确解读上海战役的。

一、“北平方式”失败了，但不应忘记陈仪

解放上海，最理想的方式是采用平津战役中的“北平方式”。早在半年前，我地下党通过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劝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与汤恩伯关系非浅。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早年求学无着，被陈仪收留并资助他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蒙陈仪多次大力推荐，一路升迁至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卫戍司令。为表感恩，汤克勤改名“恩伯”。1947年，汤恩伯因所辖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歼而被蒋介石撤职。陈仪任浙江省主席后，即举荐他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后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1948年秋，我地下党与陈仪商谈起义时，他说：“我至多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放，为地方保存点元气。不过，我和汤恩伯关系甚深，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会听我的话的。他若放弃抵抗，掉转枪口，作用就大了。”

但是，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还是出卖了陈仪。2月27日，陈仪在上海被捕，并于1950年6月在台北被害。

为了保存江南元气，我党尽了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北平方式”失败了，陈仪倒下了，但他不应该被忘记。

二、不容忽视的外国武装干涉威胁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炮击我渡江部队，我军反击，击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21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英舰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有权驶入中国内河。25日英国海军部增派军舰前往远东，26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求政府“派遣航空母舰作有效之反击。”

4月30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严厉驳斥了丘吉尔的战争威胁，并宣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但是，“紫石英”事件让中央意识到，要避免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可能采取的武装干涉。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有外国领事馆、大量的外国企业和侨民，美、英在长江口有舰队驻扎，一旦发生意外事件，美英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不能不考虑。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复兴岛连续召见团以上军官，分析国际形势：只要守上三个月到半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形势一定会朝有利的方向转化。

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军委将二野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三野作战。同时，毛泽东指示粟裕、张震：“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三、我军占领南京后的经验教训与丹阳整训

占领并接管大城市，对于共产党及军队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南京解放以后所发生的外交及其它事件，引起了中央和总前委的高度重视。

4月25日，发生了解放军35军几名干部战士闯入美国大使馆司徒雷登卧室事件，美国和国内媒体都进行了报导，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央从外国广播获悉后，马上指示总前委，“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违反纪律行为，迅予查究。”

此外，还发生了我军战士得知美联社通讯大楼内的记者向美国电报发稿后，因误会而包围大楼的事件；在法、奥等大使馆门口值勤的哨兵阻止使馆人员自由出入等外交事件。

我军大多数指战员是第一次进入大城市，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在总统府值勤的战士因不会使用水龙头而扳坏，流水把走廊地毯都泡了。另外，有的部队对严格的城市纪律也不适应。

当时，国统区的大多数人民和西方国家对共产党还比较陌生，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共产党和新生政权的形象。因此，中央和总前委意识到接管大城市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由于战线推进太快，后方的接管干部尚未到达，部队入城纪律和政策教育还不深入，绝不能这样开进上海。经毛泽东批准，陈毅、饶漱石于5月3日到达丹阳，主持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

数千名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等地日夜兼程赶来，他们中有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和夏衍、潘汉年、许涤新等人。他们认真研究有关上海的各方面资料和中央政策，研究接管上海的具体方针措施，如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国企业、政府机构等如何处理，金融如何稳定等。对于紧急调运粮食、棉花、煤炭等保证上海市民的需要，作了周密部署。

5月10日，陈毅对接管干部作入城纪律的报告，一开始，他就严厉地批评了违反纪律的现象。他指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陈毅强调：“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

20天的丹阳整训，为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四、什么是最佳作战方案?

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郎广战役结束后，我军迅即向上海展开攻击，是最佳时机。但是中央军委从全局考虑，采用了谨慎缓进的策略。“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

国民党军在上海有8个军25个师，以及海、空军和保安部队，共计20余万人，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一百二十余架。弹药物资储备充足，仅各类炮弹就有五百万发，机枪弹一千五百万发。

国民党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其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三至六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阪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等三十余座建筑物。

从其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的重点是浦西市郊之吴淞、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区之高桥、高行地区，藉以保障吴凇和市区，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四千多个钢骨水泥碉堡为骨干，结合一万多个野战工事和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地雷、铁丝网、鹿砦等，构成纵深三公里的防御地带。这些工事是抗战前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国防工事，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过。为了扫清射界，平毁了距阵地一公里以内的房屋和树木，使80多万居民无家可归。这些地区靠近长江，舰炮火力可直接支援。而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根据军委指示精神，粟裕于5月1日在野司开会研究作战部署，确定上海战役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粟裕提出并选择了最佳作战方案：

第一，围困战法。上海有六百万居民，粮食和煤等依靠外地运入，长期围困，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所以此战法不可取。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也不可取。

第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阻止敌人抢运上海物资。敌人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这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此方案是最佳方案。

通过粟裕和野司领导确立的作战指导思想与最佳作战方案的选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很好地坚持了人民军队勇于自我牺牲、人民生命财产高于一切的宗旨。

5月6日军委指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5月10日）以后、辰删（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

由军委一系列的指示可以看出，解放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这句话，并非仅仅指市区不得使用重武器，而是在作战时间、区域范围都有限制。这一安排单从军事角度看，指挥员不能放开手脚，但于解放和接管上海全局有利。

经军委批准后，10日粟裕正式下达了淞沪作战命令。战役预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二日起，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诲工作就绪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

上海战役正式打响了。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刘统，《华东解放战争》

王树增，《解放战争（下）》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

江苏省委党史办，《粟裕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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