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太保之—康泽

十三太保之—康泽

康泽1904年7月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一个农民的家庭，康泽小时候脑袋很大，体魄健壮，喜欢玩水，因此，他的小名叫“海娃子”。康泽1919年到县城高等小学，翌年毕业，考入安岳县立中学旧制第十班，中学毕业后，无力进自费的学校，恰好他的亲戚、黄埔一期生李皋写信告诉他:黄埔军校是公费学校，故而他决心到黄埔军校学习。

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黄埔军校期间，一天，康泽正独自一人坐在教室中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恰好此时，蒋介石在教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室中。康泽见来人是蒋介石，于是立马起身立正。蒋介石径直走到康泽的身边，先是翻阅了他整理的笔记，然后询问道：“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休息？”教官在一旁说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从此，康泽便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黄埔军校毕业后，又由蒋介石推荐，出国去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深造。

1926年1月从军校毕业，康泽被选送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康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第一期任训导员。后调任第三师政治部主任。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康奉蒋介石之命筹组宣传大队，他任大队长，在陇海路沿线进行敌前宣传。大战结束后，康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

1931年10月，康泽改办了《中国日报》，复兴社成立后，作为该社机关报，由康泽任社长。 1931年冬，在蒋介石授意下， 康泽和贺衷寒、邓文仪等负责筹建中华复兴社， 康负责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3月8日，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礼堂成立，康被选为中央干事，成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蒋还点名他担任宣传处长。1932年3月，复兴社成立不久，蒋介石又批准建立一个核心组织“力行社”。康泽为“力行社”社员。康泽还担任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之一革命青年同志会（简称“青会”）的书记。

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城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康泽兼班主任，并兼任军事委员别动总队总队长。康积极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他手下的那些别动队队员都是久经训练的精锐，康泽往往会把他们化整为零，遍布各个村落，通过乔装打扮混进老百姓的队伍，来破坏红军的行动，死在他们手上的进步人士不计其数。当蒋介石发动经济战时，康泽就亲自带人去各个县城督导那些商人，禁止他们向红军出售物资。康泽任率领的别动队在土地革命时期，简直就是红军噩梦一般的存在，就连主席都说：“这个康泽，正是当初捣毁瑞金的元凶。”

由于康泽屡建“殊勋”，所以经常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表扬，深得宠信。康泽也因此和戴笠二人并称为国民党的“康戴二公”。蒋介石见康泽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就将他视为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培养，正巧当时蒋经国这个蒋介石的真儿子都不在他身边，所以他就对康泽有一份异于常人的情感，甚至一度传言蒋介石要培养康泽为接班人。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穷追不舍，并组织参谋团入川，实行围追堵截。康泽奉派兼任参谋团政训室主任，率领别动队入川，进驻重庆、成都等地活动。康还参加蒋介石先后两次在峨眉山报国寺的军官训练团搞政工，对川、滇、黔三省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拉拢，并发展复兴社组织，为蒋介石势力渗透西南铺平道路。1936年10月，蒋介石派康泽任军校特训班班主任，11月2日，康泽被授为陆军少将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康泽担任复兴社第五任书记。在这期间，我国在日本的近千名留学生纷纷回国。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中央政治学校归国留日学生训练班，康泽兼任班主任。

1938年初又兼任中央军校西北分校班主任。这年3月，蒋介石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被委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筹备建立三青团的工作。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训及日军占领区谍报活动，同时兼任财政部缉私室主任等职。同年7月，康被委为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代替组织处长，1940年9月正式担任组织处长。1944年9月中旬，蒋介石手令国民党中央党部、三青团要征集10万知识青年入伍。康泽任全国知识青年志愿军指导委员常委兼主任秘书。至12月30日止，全国从军青年就达到12万多人。

抗战中，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了，康泽想要和“太子”争一争，事实证明，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由此，康泽失去了老蒋的宠信。1945年5月，蒋介石为了安慰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后被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考察。

1946年初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三青团中央团部定于9月1日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康泽电请回国参加，蒋介石复示继续在国外考察。直到全会通过蒋经国接任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控制了组织、训练及女青年工作，实现了长期为之策划的企图，才允许康泽结束考察回国。

康泽回国后，以四川的“国大代表”身份，出席了制宪国民大会。1947年3月，康泽先后被选任为“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7月，国民党三青团合并，康泽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12月22日，被授为陆军中将衔。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反攻作战，康泽于1948年1月30日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湖北襄阳，属武汉行辕建制，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

康泽统率国民党军防守襄樊，妄图抗拒中原解放军，当时驻守襄阳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川军，康泽自己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为了很好地统辖部队，又任命川军将领郭勋祺为副司令官。

1948年6月下旬，刘、邓首长决定以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原第六纵队、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及三分区两个团（欠一个营）、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在江汉军区配合下，发起襄樊战役。

刘、邓首长明确指示所属部队：“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六纵王近山司令员命令部队：一定要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不算全胜。

7月2日，第6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参战部队一昼夜行军70余公里,于3日袭歼国民党军163旅大部，并于6日从三面包围樊城，威逼襄阳。7日，第6纵队等部队向襄阳外围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战至13日，占领东关和西关大部。15日夜，攻城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迅速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7月16日，人民解放军各部密切协同，采用迫击炮平射、工兵爆破与步兵突击相结台的战术，发起猛攻，将杨家祠堂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攻克。襄阳战役自7月2日至16日，历时仅十四天，国民党军被歼两万一千余人。康泽已被围困，走投无路，举枪自戕，为其副司令官郭勋祺阻止，两人同时被俘。

王近山俘虏了康泽，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毛主席处，毛主席一直都没有忘记康泽对红军做出的那些残忍的事，他当即给中野发电：“祝贺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 2 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泽在北京功德林改造。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该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又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1963年4月9日，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特赦。

康泽获释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康泽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个岗位上，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等回忆文章，比较翔实地记录了他“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在国内和海外广为流传，被报刊、电影、电视和史学界广泛引用，影响很大。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等症复发去世。作为一名来自国民党军队的高级战俘，康泽也在共产党的改造下成功转变了身份，变成了一个对新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