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广州鼠疫爆发流行

1894年的广州鼠疫爆发流行

1894年，广州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鼠疫流行。广州老中医易巨荪称：“甲午(1894）吾粤鼠疫流行，始于老城，渐至西关，复渐海边而止。起于二月，终至六月。疫疾初来，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死人十万有奇。”

据冼维逊《鼠疫流行史》调查，1894年广州最早被确诊的鼠疫病例是该年1月16日MaryNiles被邀请去诊治的王将军的儿媳妇。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体温华氏104.8度，脉搏160次，并有瘀斑疹。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申报》1894年5月23日《粤东患疫续纪》和1894年7月4日《粤东疫耗》亦报道患者以腹股沟、两腋下和颈部淋巴结肿大疼痛为首发症状，高热恶寒，患者很快就神志不清而死亡。

“J.F.Wales称这个暴发最早的消息见于三月一日当地报纸，当时这个病已经广泛流行。报上登载官府公告，下令清洁街道。但直至三月底，靠近大南门的贫民区和四月一日在很多回教人聚居的南胜里(按：在今起义路与大南路附近）出现致死性流行，才引起注意。”《申报》1894年4月29日《时疫盛行》，也报道鼠疫流行首先出现于回人聚居的南胜里，时间是农历二月下旬。农历三月初，城内北横街、同仁里，也出现疫情。

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于农历二月底起，至农历三月，已是“自城厢以及乡落无处蔑有”。农历5月份，疫情进一步向四乡扩散，到农历六月，城厢鼠疫渐息，而郊区、乡村转盛。

鼠疫流行期间，患者不分男女老幼、职业身份，不仅居民区病例众多，城内八旗驻地、省中文武大小衙门亦传染皆遍。“省会(按：广州）毙于此劫者，不下10万余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至于浮家泛宅之流(按：指水上人家)、吸食鸦片之辈以及拣茶工役染患瘟疫，则落落如晨星焉。”传染途径以在亲友、同事间传染为主，与患者处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受感染的机会最大。出门拜客，为人诊病，赴局办公，下馆子、上戏院、泡妓寮，外出经商、做工、购物，参加集会庙会，替亲人料理丧事，甚至贼人疫家，均有可能染疫并祸及家人。

宣统《番禺县续志》记录继光绪十七年(1891）大旱后，十八年（1892）广州一带已有鼠疫发现。1894年的广州鼠疫自公历4月初爆发，“以五月间为最盛，七月末几全不见”，该次鼠疫流行的发生，同样以冬春长时间干旱温燥的异常气候为背景.

当时广州的中医界亦认为“羊城去冬，天时暖燠，地气发泄过甚，故入春以后，疫气流传”。在1893-1994年冬春持续大旱和非其时有其气的异常气候条件下，酿成1894年春的严重鼠疫流行，这与广东鼠疫好发于春季，且与旱灾关系较密切的特点相吻合。

从1894年《申报》的疫情报道看，广州鼠疫流行高峰期间，即公历5-6月（农历四至五月），广州已经是处于雨水较多、气温偏低的气候背景下，以至于南海、番禺两县宰，设坛祈求天气放晴。但是，当人间鼠疫形成流行后，气候的转变未能使疫情减轻，鼠疫疫情继续日趋严重。

J.F.Wales也记载1894年广州鼠疫疫情的高峰期“五月和六月初，多雨，很多家庭水浸，气温也较低，但疾病传播更速”。

1894年《申报》大量报道了广州鼠疫流行时的惨烈景象，死亡之速、死亡之多令人惊心动魄，以致棺材供不应求。

1894年广州鼠疫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广州老中医易巨荪称：“死人十万有奇。”《粤疫续述》，《申报》1894年7月15日报道：“六月朔日，疫势渐轻，死亡日少。仵作一流人始略得间暇，初六日会饮于某酒楼以志获利之盛，互相会计，自春徂夏，省中死者共11万余人，而四、五两月为多，此两月中，竟居其半。”J.F.Wales称“此次流行死亡的总人数不确知，许多观察家估计在这个150万人口的城市中约死10万人。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了，可能约有7万。Wales还说从可靠的来源知道在阴历三至六月间售出9万具棺木，其中75%是因鼠疫死亡的。”

.国人对这次瘟疫的认识和治疗亲历1894年广州大疫的金武祥在其《粟香五笔·鼠疫三则》中，对这场鼠疫的传入、病名、病因、发病的环境因素、症状、流行情况、预防、治疗和死亡情况均有述及。

当时城内中医对此次鼠疫的认识是“热毒”，治疗遵凉散泻清，解毒活血之法。如李石樵称“温疫一病，千古疑城，杨氏所著，方论最精……轻用凉散，重则泻清。辛温发汗，垂戒非轻……今岁我粤，温疫盛行，余依法治，百不一倾”；谭少珊亦称“至今春瘟疫渐行……窃思瘟毒之气由血分而达出气分，或由气分而攻入血分，血管凝滞，故成结核、疔疮、斑疹等症……加入王勋臣之活血解毒汤，更为详细”。岭南近代伤寒四大家的黎庇留、易巨荪和谭星缘均认为“疫核”的临床表现与《金匮要略》的阴阳毒相似，以升麻鳖甲汤改汤为散，分发患者，活人无算。

此外，《申报》也报道了一些中、西民间疗法，如针灸、遍体冷水搓挪、使用辟疫香珠香牌等。